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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從共濟會、羅斯柴爾德家族到臉書,網絡如何演變至今?

曾夢龍2020-01-07 15:53:40

硅谷需要一節歷史課,而弗格森已經提供了這一課?!@锟恕な┟芴?, Google 董事長

《廣場與高塔》

內容簡介

21 世紀被稱為網絡時代,但事實上,網絡早已存在。從印刷術的誕生到網絡社群爆發,在本書中,弗格森為我們重鑄了一個個有形的和無形的網絡。從神秘的共濟會、輝煌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復雜的薩克森—科堡—哥達邦聯、舉世聞名的劍橋使徒網絡,到現在互聯網時代下的推特和臉書,作者以一個個故事,激發我們重新觀察這些網絡的運作及其建構的世界,重新看待我們習慣已久的世界觀和它潛在的不同面貌。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英國歷史學家、《時代周刊》評選的“影響世界的 100 人”之一。專注于歷史、金融、媒體領域,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蘇世民學院客座研究員。著有《文明》《帝國》《巨人》《羅斯柴爾德家族》《金錢關系》《貨幣崛起》《紙與鐵》《戰爭的悲憫》《西方的衰落》《頂級金融家》《基辛格》等暢銷書。

書籍摘錄

前言(節選)

你可能常常聽到這句話:“我們生活在一個網絡化的世界中?!?19 世紀末以前,很少有人會使用“網絡”一詞,但現在,不論是作為動詞還是名詞,它都已經成了一個被過度使用的詞語。對于那些處于網絡之中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來說,為了建立人脈,無論下一場派對多晚開始都值得去趕場。錯過社交機會的恐懼感能讓他們戰勝所有困意。而對于年長且憤懣的網外人來說,“網絡”一詞有著不同的內涵。他們越來越懷疑這個世界正在為強大且排他的網絡所控制,這些織網者就是銀行家、政府機構、統治集團、猶太人組織、共濟會、光明會。幾乎所有關于它們的資料都像是一派胡言,但是,如果這些網絡根本就不存在,那些陰謀論似乎就不太可能持續存在那么久。

陰謀論者的問題在于,作為憤憤不平的網外人,他們總是誤解和歪曲網絡的運作方式:他們以為精英網絡能在暗中輕松地控制正式的權力機構。我的研究以及我自己的經驗表明,情況并非如此。相反,非正式網絡通常與政府機構存在高度矛盾的關系,有時甚至是敵對的。然而直到今天,在專業歷史學家中,還有人有著忽視或至少是貶低、輕視、將網絡作用輕描淡寫的傾向。即使在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也更愿意研究那些已經存檔的機構,而那些沒有留下條理分明的文件記錄的組織好像根本沒存在過一樣。我的研究和經驗再次告訴我,要小心現有檔案形成的“陷阱”??v觀歷史上的大變動,它們往往是由一些沒留下多少記錄的非正式組織造就的。

本書主要講述了歷史的飄忽不定、潮起潮落。它試圖區分兩個時代:一個是時間更長、人類生活被等級結構主宰的時期;另一個是新興但頗具活力、因技術變革而產生的網絡時代。簡而言之,當世界的主要秩序屬于等級制度時,你只能通過一個垂直機構中(如國家、企業等)一級一級的等級階梯來獲取屬于你的最大權力;而當網絡系統取得優勢時,你就能夠在一個或多個水平組織的社交團體中獲取權力。正如我們所見,這種等級制度和網絡之間的二分法過于簡單了,盡管如此,我個人的一些事例或許可以說明將二分法作為出發點進行研究的作用。

2016 年 2 月,也就是我撰寫這篇前言初稿的那段時間,有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讀書會,主持人是紐約市前市長。這次聚會的主角是《華爾街日報》的專欄作家和前總統演講撰稿人。我應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的邀請前來,我們的關系是 20 多年前在牛津大學建立的。在這次聚會上,我跟大約 10 個人打了招呼,并與他們進行了簡短交談,其中包括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主席;美國最大的工業公司之一、美國鋁業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華爾街日報》評論版的編輯;??怂剐侣劦闹鞒秩?;紐約殖民地俱樂部的成員和她的丈夫;還有一位年輕的演講撰稿人,他向我介紹自己時說,他讀過我的一本書(這無疑是與一個教授攀談的正確方式)。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參加那個聚會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我曾在幾個知名大學工作過——牛津、劍橋、紐約、哈佛和斯坦福,這一事實好像讓我自動成為多個大學校友網中的一員。作為作家和教授,我的工作讓我進入一些經濟和政治網絡,比如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和彼爾德伯格會議。同時,我還是三個倫敦俱樂部和一個紐約俱樂部的成員。目前,我是三個實體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一個是全球資產管理公司,一個是英國智庫,還有一個是紐約博物館。

盡管我建立了相對良好的網絡關系,但在其中卻幾乎沒有任何權力。這次聚會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主持人,也就是那位前市長,借此機會在他簡短的歡迎詞中做了一個并不熱切的暗示:他正在考慮作為獨立候選人參加下一任美國總統競選。但是作為一名英國公民,我甚至連投票權都沒有。即使想要支持他,我也沒有任何機會和方式能真正幫到他,抑或幫到其他任何一名候選人。盡管許多美國人以為,我作為一名學者已經完全脫離了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我以前在牛津的同事不同,我不負責本科生的招生工作。在哈佛教書時,我可以為學生們打出“優秀”或“中等”的成績,但是根本沒有權力讓最差的學生畢不了業。當進行博士招生時,在許多資深教員的投票中,我只占一票:同樣相當于沒有權力。對于在我咨詢公司工作的人,我名義上有一定的權力,但是在過去 5 年的時間里,我總共只解雇了一名員工。在家里,我是 4 個孩子的父親,但我對其中 3 個孩子的影響力——更不用說權力了——微乎其微。即使是最小的那位——他只有 5 歲,也已經在學習如何挑戰我作為父親的權威了。

簡而言之,我只是一個不喜森嚴等級的人,我通過自己的選擇成了“網絡中人”。當我還是一名大學本科生時,我就喜歡大學里不分階層的生活,尤其是參加眾多社團組織。我加入了許多社團,不定期地參與其中幾個社團的活動。我在牛津最喜歡的兩項活動,一是在爵士五重奏里演奏低音提琴——這是一個至今仍以沒有領奏而自豪的樂團;二是參加一個名為“坎寧”的小型保守派興趣小組的會議。畢業后,我選擇成為一名學者,因為在 20 歲出頭的年紀,我更愿意選擇自由而不是金錢。只要看到我的同齡人和他們的父親都受雇于傳統的垂直管理體系,我就不寒而栗。而看著那些我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的老師(他們是中世紀公司實體的研究員、古文字共和國的公民,在大量書本研究中握有權力),我就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沖動,要追隨他們不慌不忙卻堅忍向前的腳步。而當做學術的報酬無法滿足家庭成員的期望時,我在不臣服于現實雇傭關系的前提下,努力掙錢:作為一名文字記者,我更喜歡當自由撰稿人,大部分情況下是做兼職,若能受聘為專欄作家更好。當我開始廣播事業時,我以獨立承包者的身份進行創作和出版作品,后來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企業家精神與我對自由的熱愛相契合,我創立公司是為了保持自由,而不是致富。無論如何,我最喜歡的事情都是創作:寫我感興趣的題材的書。我的關系網絡為我提供了最棒的研究課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歷史,西格蒙德·沃伯格的職業生涯,還有亨利·基辛格的生活。而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它們本身都是關于網絡的研究。

在我同時代的人中,有些人追求過人的財富,他們為了實現目標,通常為銀行工作,并且很少有人沒簽過一段時間的“賣身契”;其他人則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在政黨內的地位也是從底層一步步爬上去的,如今的他們如果想起往日的卑屈,一定會覺得能忍受過來真是一場奇跡。毫無疑問,在學術生涯的最初幾年里,我也經歷了一些羞辱,但與在高盛當實習生,或在反對黨失敗候選人的競選團隊底層做志愿者相比,那完全不算什么。一旦進入這些等級制度,就意味著要在某些人面前低聲下氣,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然而如今,我牛津大學的同學只有幾個作為部長或首席執行官坐在權勢機構的頂層位置。他們的決定可以直接影響數百萬美元的分配,甚至有時能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在這些同學中,有一位從政者的妻子曾抱怨過他的工作:時間長、缺乏隱私、工資低、假期少,以及民主工作固有的不安全感?!暗聦嵣?,這一切我都能夠忍受下來,”他回答,“這恰好證明權力是一種多么美妙的東西?!?/p>

但是權力真的如此美妙嗎?如今,將一個能讓你產生影響力的網絡和一個賦予你權力的等級體系做對比,哪個更好?哪個更能表達你自己的立場?事實上,我們都不可避免地參與不止一個等級體系。因為世界上每個人都至少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大部分人至少是一家公司的雇員(甚至世界上還有大量直接或間接由國家控制的公司)。在發達國家的世界里,大多數 20 歲以下的年輕人都在教育機構中學習;而不管這些機構自身如何宣稱,它們的結構基本都是等級制的。(確實,哈佛大學的校長在終身教授的位置上沒什么權力,但是身為校長,他在等級體系中的權力卻能夠掌控所有下屬:從最有前途的副教授到地位最低的大一新生。)世界上很大一部分青年男女都在服兵役(盡管這一比例已經比過去 4000 年來要低得多),這從傳統意義上來說,是等級制度最嚴苛的活動。如果你“向”某人匯報,即使只是向董事會匯報,你也依然處于一個等級體系中。而向你匯報的人越多,就說明你在這個等級體系中的層級越高。

然而,對于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參與的網絡要比等級體系多,這并不僅僅意味著我們身處臉書、推特或其他在過去十幾年里從互聯網中涌現出的、基于計算機的網絡中。我們還有親屬網絡(今天的西方世界很少有等級森嚴的家庭)、朋友圈網絡、鄰居網絡,以及由愛好相同的人形成的網絡,除此之外,還有教育機構的校友網絡、足球隊的球迷網絡。我們還是俱樂部和社團的成員,或者是慈善機構的支持者。甚至當我們參與類似教堂或政黨等具有等級結構的組織活動時,也更像建立關系網,而不是工作,因為我們是自愿參與的,并不期望得到金錢的回報。

等級和網絡的世界可以相交并產生互動。任何大公司都有非官方的網絡,其形態與官方的組織結構圖有很多不同。當員工們指責他們的老板偏袒某些員工時,這意味著一些關系暗網搶占了 5 樓“人力資源管理部”的先機,在正式晉升程序之前進行了運作。當不同公司的員工下班后聚會喝酒時,他們從各自垂直的公司大廈來到了水平的社交廣場網絡。至關重要的是,這群人中每個人在不同的等級結構中都握有權力,而他們形成的網絡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安東尼·特羅洛普在他的小說《巴里塞》中,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描寫,他抓住了正式權力和非正式影響力之間的區別,描繪了維多利亞時代政治家在下議院公開譴責對方,卻在他們所屬的倫敦俱樂部網絡中私下交換秘密的場景。在這本書中,我想告訴讀者,這樣的網絡在所有人類的歷史中都能被找到,并且它們的真實性比大多數歷史書所寫的都要大。

我已經提到了,從前的歷史學家不善于重建過去的網絡。網絡被忽視的部分原因,是傳統的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和其他等級制度所產生的文件記錄。網絡確實會留下記錄,只是找到它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讀研究生時就是一個環保主義者,我還記得當時我去漢堡國家檔案館,被帶到了一個令人非常迷茫的房間:里面到處都是用皮革裝訂的厚重書籍,它們用幾乎看不清的舊德國文字手寫而成,這些書組成了檔案館的目錄。它們又指引我找到漢薩同盟古典官僚機構中各種“代表團”寫的無數報告、記錄簿和信件。我還清晰地記得自己去翻看了那些與我感興趣的時期相對應的書籍,但令我震驚的是,沒有任何一頁的內容能吸引我。這樣的痛苦持續了幾個星期,之后我終于得到了解脫:我在英國領事館的一次茶話會上有幸認識了銀行家馬克斯·沃伯格的兒子埃里克,他將我帶進一個小小的橡木鑲板房間,里面存放著沃伯格的私人文件。我當時的研究主題是: 20 世紀 20 年代早期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歷史,短短幾個小時我就意識到,沃伯格與他的人際網絡成員的通信能給我提供更多這方面的資料,甚至比英國國家檔案館中所有的文件加起來還要多。

然而,多年來,和大多數歷史學家一樣,我對網絡的思考和寫作方式都很隨意。在我的腦海中,一個模糊的圖表,通過各種血緣關系、商業關系和“選擇性親和”,就能將沃伯格與德國猶太商業精英的其他成員聯系在一起。但是我沒有想過要對這個網絡進行認真的思考和研究。我滿足于思考這個社交“圈子”,懶得進行下一步的探究,但“圈子”本身就是一個有缺陷的文學術語。而幾年后,當我寫到羅斯柴爾德連鎖銀行的歷史時,我發現我的研究缺乏一種系統性。我太關注這個家庭的復雜家譜,因為它遠不是非同尋常的表親婚姻制度,卻忽視了更廣泛的代理人和附屬銀行網絡,而在這個 19 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誕生的過程中,后者的網絡很重要。事后看來,我應該更加關注 20 世紀中葉的那些歷史學家,比如劉易斯·納米爾或羅納德·賽姆,他們開創了群體傳記研究,特別是打壓了意識形態本身作為歷史角色的作用。然而,這些努力沒有得到正式的網絡分析。此外,他們被一代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取代,后者致力于揭示變動的階級如何成為歷史變革的推動力。據我的了解,在歷史進程中,維爾弗雷多·帕累托的精英——從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名人”到威廉二世時期德國的“勛章獲得者”,通常比卡爾·馬克思的階級更重要,但彼時我還沒想過該如何分析精英組織的結構。

本書試圖彌補曾經的疏忽。它講述了從古代到最近的過去,網絡和等級之間相互作用的故事。它匯集了從經濟學到社會科學,從神經科學到組織行為學等眾多學科的理論見解。本書的中心論點是:盡管歷史學家迷戀研究國家等級制度,但是社會網絡在歷史上的地位比他們所認為的更加重要,尤其是在兩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是“網絡化時代”,在 15 世紀印刷術傳入歐洲之后,一直持續到 18 世紀末。第二個就是我們當今的時代,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70 年代,我認為,我們與硅谷有關的技術革命,與其說是等級制度危機產生的原因,不如說是其后果。而從 18 世紀 90 年代到 20 世紀 60 年代這段時間,出現了相反的趨勢:等級制度重新確立了它的控制權,并成功摧毀或收編了網絡。 20 世紀中葉,等級制度組織的權力達到頂峰——一個極權主義政權和全面戰爭的時代。

我想,如果我沒有著手寫一部關于當今世界上最嫻熟的人際網絡建立者亨利·基辛格的傳記,我就不會產生這樣的見解。當我到達這個項目的中間階段——第一卷已經完成,第二卷已經撰寫了一半之時——我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假設:基辛格的成功、名氣和聲譽是否不僅歸功于他強大的才智和堅強的意志,還歸功于他建立一個兼收并蓄的人際關系網絡的非凡能力呢?是否不僅歸功于他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同事,還歸功于政府以外的人——記者、報業大亨、外國大使和國家元首,甚至是好萊塢制片人呢?本書的大部分內容綜合了(我希望沒有過分簡化)其他學者的研究,并且我也充分認可這些研究。但在基辛格的人際網絡問題上,我提供的研究嘗試是首創的。


題圖來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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